12月3日，儿子小然走了十天后，宋清辉为他办了遗体告别仪式，也删除了那几条微博。11月24日清晨5点59分，这位经济学家在有百万粉丝的微博上，公布了儿子离世的消息。此后他连发多条微博，质疑过重的作业负担、学校“唯分数论”、心理辅导不及时都是令孩子失去生命的重要原因。
小然12岁，刚刚在深圳龙岗区某中学升上初一。11月23日清晨6点26分左右，离家上学15分钟后，小然从附近一幢居民楼的17楼坠下身亡。警方调查后，认为死因是“高坠”，以及“排除刑事案件”。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宋清辉请求记者不要在文章中提及“自杀”、“轻生”或“跳楼”相关字眼，他希望“让孩子体面地走”，认为“孩子不脆弱，也没有抑郁”。
避免将孩子与脆弱、抑郁和自杀这类负面词汇联系起来，这很能代表中国一部分家长的做法。但或许正是这种“回避”，令大人无法走入孩子的内心世界，也难以预知潜在的危险。
小然出生在一个优渥的家庭，父亲宋清辉是知名经济专家，母亲是小学的道德与法治老师。宋清辉说，小然和弟弟由他们夫妇俩养育长大，没有过多依靠双方父母。
小然从一岁开始，就在妈妈的引导下学画画。小然去世后，宋清辉对外界公布了多幅孩子的素描作品，功力颇深。一张小然向镜头笑着展示衣服上的画作的照片被多家媒体引用。
宋清辉说，他自己时常外出参加活动，与孩子交流时间少，小然与妈妈沟通更多，平时也由孩子妈妈管作业。“相对而言，他有什么事情更喜欢跟妈妈讲，妈妈也会帮助他，一起想办法解决。”他认为，小然的成长基本上算是“一帆风顺”，“所有需求都能得到父母的满足，但是他基本上也没有对我们提出什么需求，除了购买美术用品”。
孩子的性格内向，但宋清辉认为那并不是“敏感”。“有时候他跟弟弟打闹的时候，更像一个外向的孩子。”他说，当遇到压力时，小然的解压方式主要是看书、画画以及随家人到郊野公园远足。在宋清辉的微博里，仍保留许多与小然在户外活动的记录。他说，孩子非常喜欢大自然，“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到郊野公园去运动，每次都能走两万多步。”
两个多月前，小然刚刚成为一名初中生。在他离世后不久，宋清辉在微博上说，儿子就读的那所位于深圳龙岗区中心地带的学校，课业负担过重、考试频繁、“唯分数论”、对孩子心理辅导不及时、流于形式，并认为学校的压力是导致孩子高空坠亡的重要原因。
宋清辉说，上初中后，小然每天做作业做到很晚，有不少作业当晚做不完，第二天上学前还要补做。另外，学校里各种打卡软件、作业群、家长群、家委群等比小学时多了不少，有些还收取不菲的额外费用。“一个背英语单词的打卡软件700元，有时候体育课后作业也要打卡”。
11月19日，星期五，小然的班级公布了期中考试成绩，这是小然上初中后迎来的第一次“大考”。在考试之前，小然特地把所有书背回家复习准备，但成绩仍旧不理想。宋清辉回忆，考试后小然有些沮丧，妈妈还安慰孩子：“如果数学学得太吃力，可以放一放。”周末过去后，到了11月22日星期一，小然又被老师在微信群批评作业做得不理想。宋清辉说，小然回家后郁郁寡欢，对画画也好像也失去了兴趣。
但在这之前，宋清辉和妻子都没有捕捉到其他危险的信号。宋清辉回忆，小然上初中后，并没有表露出对初中生活和老师的恐惧情绪。作为父亲，他只感受到孩子的学习压力明显变大。在11月份，学校曾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测评，但宋清辉说他此前没有听孩子提及测评结果，他以“隐私”为由，拒绝告诉记者测评结果。
小然还有一些计划有待实施。他告诉宋清辉，他正在创作一张大画，还有一个月就可以完工，目前刚画了一个开头部分。出事的那周要进行体育考试，他还指挥妈妈“做点好吃的”，补充能量和增加营养。
至今，宋清辉仍然难以接受小然离世的现实。他说，这几天自己“思绪很乱”，儿子的形象历历在目，“感觉他还没有离开我们，想着想着就会默默流泪”。除了伤心，还有自责，他承认只是儿子的“旁观者”，“我和爱人没有注意到他情绪或者心理上的反常，感觉跟平时一样。没有走入孩子的内心世界，是我们永远的痛。”
北京回龙观医院医生童永胜做过许多自杀研究，他另一个头衔是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将自杀简单归因于一两个的具体的诱发事件，“既不合理也不科学”。他指出，任何一个自杀行为的发生，都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孩子选择自杀时，除了具体的事件，他其实已经面临了很多别的挫折，比如人际关系问题、学业压力、校园霸凌、家庭变故，以及他本身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等等”。
这些复杂因素，就连最亲的人也难以察觉。童永胜说，因为研究需要，他曾用心理学工具去访谈分析自杀者的原因，当他把死者生前的心理困境告知家属时，家属往往十分惊讶。
比如，今年春天，有一名男高中生跳楼自杀了，家长坚信孩子是乐观阳光的，不断回忆孩子在去世前几天的“正常”表现，无法接受孩子会自杀的事实，直到男孩发给同学的遗书被发现。在遗书中，男孩坦陈自己遭遇了学业和感情上的打击，长时间心情压抑。“他应该是有很长时间的抑郁情绪，但家长与学校却都完全没发现。”童永胜说。
他指出，青少年在自杀之前所遭遇的“打击”，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扳机事件”。但扣动手枪扳机，是打出子弹的最后一步，而令子弹飞起来之前，手枪还需要填充和上膛。那么，与自杀有关的其他的因素可以比作子弹，如果子弹不存在，即使有扣动扳机，也只相当于打了空枪，人依然是安全的。
杀死孩子的子弹是什么？根据目前的研究，心理健康问题是自杀的高危因素。童永胜说，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在所有自杀死亡的人中，40％的有抑郁症，存在精神问题的人共占70％，而在自杀未遂的人中，有30％的人有抑郁情况，存在精神问题的人总共占40％。这意味着，自杀者的主要精神问题是抑郁。
童永胜还指出，根据国外研究，10％左右的抑郁症患者最终会自杀死亡，30％~50％的患者有自杀未遂行为。而最新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青少年抑郁的时点患病率为3％左右，与成人持平。
相比成人，青少年的自杀行为可能更加冲动。历数近年来引发关注的青少年自杀事件，在媒体报道中找到的“扳机事件”，往往只是普通的挫折。比如孩子成绩差被通报批评，作文没写好被老师撕了本子，在学校贪玩挨了家长耳光，或是与同学闹了矛盾。
宋清辉正努力把儿子的积极快乐留在互联网上。他公开了大量小然的画作，对媒体诉说儿子的乖巧懂事。他否认儿子脆弱，称他“不会抑郁”，拒绝用“自杀”“轻生”“跳楼”等相关字眼描述小然的行为，司法文书上的“高坠”是唯一被允许的词，“让孩子体面地走”。
童永胜指出，尽管青少年自杀事件屡屡引起舆论热议，甚至逐渐成为家长内心的“敏感地带”，但在近20年来，中国青少年自杀率反而在缓慢下降，“这说明随着整个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增加，预防措施也在跟上”。
“很多人在实施自杀之前，是会想要求助的。”童永胜说，他们中心早在2002年就开通了全国首条24小时运转的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接到电话后，专业人员会对求助者进行有效的询问，建议就医，有时也会与公安联动。但童永胜也指出，从个体出发的自杀干预只能影响个人行为，要想降低一个群体的自杀率，还更多要从宣传等宏观角度发力，“比如对抑郁症的防治宣传，降低剧毒农药的使用等，这些都能令人们提高警惕”。
针对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干预措施正在推行，但有时会遭遇争议。2021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每年面向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但最近，在上海长宁区多所中小学的心理调查问卷中，由于充斥着诸多与自杀相关的题目，引发家长强烈的不满与争议。
童永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引发争议的是“贝克自杀意念量表”，其国内版本正是由他工作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修订并引进到国内的。但此次出现在上海的量表，并不源自他们团队的授权，他推测，可能是工作人员自己在网上下载的。
他认为，上海学校使用量表过程中，相关问题没有跳转设置，以及可能存在未获得监护人知情同意的问题。但对于一些家长担心的出现“自杀”字眼可能会引诱自杀，他认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一些家长的紧张，其实反映了全社会对这个事情还是忌讳的，觉得是丢脸的、羞耻的、见不得光的、没面子的事情。”他指出，从多年来国内外的研究可以得知，询问自杀并不会导致自杀率的升高。根据他在去年发表的基于自杀干预热线的研究，对真正有自杀想法的人进行合理的评估和询问，可以使其未来三个月的自杀风险下降60％。“不过这个前提是专业人员进行合理的评估，如果大方地谈，会让有自杀意念的人感觉到被理解”。
但单独地使用量表仍需谨慎。“量表和面对面谈话还是不一样。”童永胜说，今年初，成都49中发生学生坠楼事件后，不少学校都找他咨询，希望在学生中使用量表，但都被他拒绝了。“我就特别担心，学校拿到量表筛出来所谓的高危以后，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而自杀作为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为，量表筛查的准确率并不高。“你筛出来的人，大部分是不会自杀的。”童永胜说，根据最新的研究，在全部人群中，量表筛查出高危的群体里，只有15％的人在未来一年里会实施自杀行为，这个比例在青少年群体中更低，只在6％左右。
量表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配套干预更加重要。他指出，对筛选出来的高危人群，应该全部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评估干预，这需要大量专业的咨询师或是专家参与，此后管理、治疗措施都需要和不同机构对接，如医院、学校、社区等，这更是需要建立整个体系。
在健全的干预机制下，会获得好的效果。童永胜说，“比如筛出1000人，这里面可能只有80人会实施自杀，但这些1000人里可能各自有家庭、学业或者人际关系上的困难，或者有抑郁情绪。如果我们对所有人进行干预，那么最后这群人里实施自杀的人可能减少到40人，等于我们救了40个小孩。”
但童永胜在临床中发现，许多在学校被筛查出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仅会被要求暂时离开学校，直到到医院开具相关证明才能返校。他指出，这并不是支持性的干预措施，而是学校出于一些动机简单地给孩子贴上“病人”标签。“本来孩子因为心理问题，在学校的成绩和人际关系都有些脆弱，现在再贴上标签，可能会给孩子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童永胜指出，学校之所以只满足于落实表面的筛查，或许是因为“问卷筛查发几张纸就行了，相对来讲省钱”，而后续干预需要大量专业人员。虽然目前每个学校被要求配备两个心理老师，“但很多都是德育老师一转身”，虽然都有证，但并不专业。“我遇到过一些小学心理老师，他们说做这份工作很惶恐。”他指出，有的学校数千名学生，只靠两名心理老师远远不足，“所以这件事从根源上来说，还是专业人员太缺乏”。
郑州某中学一名心理老师告诉记者，他作为那所几千人学校里仅有的心理老师，平时除了完成心理健康课及心理辅导等本职工作，还需承担大量的行政工作，如办活动、迎接检查、写新闻稿，还得有文有图，他还自嘲自己成了“迎检专用人士”，“在学校，升学率是第一，心理学科永远是被边缘化的”。
孩子为何如此轻易就想放弃生命？童永胜指出了两点原因，首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生命价值观教育，“很多小孩认为可以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表达反抗，获取关注，或者得到其他利益，如果没有认清生命价值，容易造成许多所谓的冲动性自杀”。其次，青少年进入青春期后，身体的发育往往比心理更快，再加上激素的剧烈变化，在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同辈压力时，无法做到从容应对，难以控制情绪，比幼年时候更易产生抑郁等情绪问题。
青少年也身处焦虑的社会环境中。童永胜将其称为“社会焦虑症”，“我认为整个社会都很焦虑，这种焦虑传导到家长身上，家长回家把焦虑转移给孩子。”他指出，将孩子的成功看作比自己的成功更重要，也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功观。
童永胜回忆，在他还是孩子的1980年代，自己与其他三个兄弟姐妹还常为吃的发愁，现在经济水平提高了，孩子们吃穿不愁，但家长的期望也水涨船高。“我小时候大学录取率低，考不上大学，大家都觉得很正常，但是现在大学录取率高了，家长期望也变高了，都想让孩子上好大学”。
在社会普遍“少子化”的今天，父母们不得不卷入豪赌——将全家的所有期待投注到这一两个孩子身上。“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参加奥赛拿金奖，也不是所有孩子都能考上好大学，一旦孩子被压弯了腰，心理出了问题，很多家长就会崩溃了，会认为是对整个家族的否认。”童永胜说，崩溃的家长里面，母亲占比更多一些，但也有父亲认为“一辈子心血全完了”。
在你争我抢的“鸡娃大战”’中，很少有家长关注孩子真实的心理需求。在童永胜的临床心理科门诊，未成年人占三分之一，有孩子向他倾诉自己只是想“偷个懒”。“就像人要吃饭一样，心理需求是不能被忽视的。”他提起，还有孩子质问家长，“我想要快乐的生活，为什么你不让我快乐？”
与小然的遗体告别后，宋清辉发来一段对养育方式的反思：“家长还是要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要想走入孩子的内心深处，首先要与孩子做朋友，而不是家长；其次是站在孩子的立场，想他之所想，并支持他的想法，鼓励他去尝试；最后，让孩子做他最感兴趣的事情，家长若有精力，最好也能够参与其中，与孩子共同成长。”
北京回龙观医院医生、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梁红长期关注青少年心理问题。她也指出，家长与孩子相处时要包容，放低姿态，“不能认云顶集团官网为孩子幼稚就不去倾听，要在孩子的心理状态中去理解他”。
梁红提起，常有孩子向她抱怨，家长只是假装倾听，真实目的仍然否定和反驳孩子，“把孩子的话变成家长想说的话，变着法儿地说孩子”，她认为，这样的沟通，家长依然是“高姿态”，没有对孩子的想法感同身受，也关闭了走进孩子内心的门。
控制型家长并不少见。梁红提起，这类家长充满焦虑，希望对孩子的一切尽在掌握。她在临床工作中发现，许多孩子没有树立人生的方向，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选择都是家长帮忙作出的，包括填报高考志愿和选择大学专业，“从小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梁红说，当这样的孩子上了大学，逐步离开家长的视线范围后，就会找不到目标，缺少前进的动力，甚至“混日子”。
在严密控制中长大的孩子，自控力得不到训练，到了大学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往往就会缺乏自律。“家长总是希望孩子们乖，什么是乖？乖其实就是听话，听话就是什么？就是不希望孩子违背家长和老师的意愿，但长期这样，当家长撒手了，孩子反而没有践行自己意愿的能力了，因为家长没有给孩子练习的机会。”梁红提出，有专家将这种现象定义为“空心病”。
教师或许是控制型家长的高危职业。北大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徐凯文出版了畅销书《空心病与时代焦虑》，他曾在2017年对出现自杀倾向的38名学生的家庭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有29名学生来自于教师家庭。同年发表的论文《大学生自杀相关行为与不同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中，采用分层抽样抽取4585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有效问卷4160份）。结果发现，母亲为教师、医务人员和公务员这三类职业的大学生中，大约每51个人就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而母亲是工人的大学生中，大约每六百人仅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前者发生率是后者的十二倍之多。
当校园里出现学生自杀事件，社会舆论的压力往往最先指向老师。“过去都说严师出高徒，现在的老师对孩子是不敢打不敢骂，这样其实也不好。”梁红认为，老师如果放任孩子，也就意味着没有引导，孩子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会非常无助。因此她建议老师应当对孩子进行支持性的管理，“不是说完全不管，管也要有规矩，更多的还是要去理解孩子。”
梁红认为，老师应该以鼓励为主，支持性地去管孩子。她指出，总有孩子会慢一点、差一点，如果都用分数衡量，时间长了成绩差的孩子就会将分数标准内化，甚至放弃自己，老师应该发现孩子身上不同的闪光点，“比如有的老师会说‘我的班里没有差生’，每个孩子都感觉自己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自尊就提高了。”
“孩子的警惕性可能比大人更强。”梁红提起，此前在门诊中遇到一个孩子。这是名中学生，由于情绪沮丧，在打电话和同学聊天时提起了轻生的念头，这位同学留意到了这个信号，上报给了家长，家长告诉老师，老师再联系这位同学的家长，最终，这位家长将孩子带到了心理医生的面前。
梁红指出，平等健康的亲子关系是心理健康的前提。而与其等孩子出现自杀风险再去补救，将干预手段前移效果更好，投入也会减少。她提出的前移干预手段，指的就是健康促进。“要用宣传的方式让每个人知道，孩子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心理危机，这样就能引起整个社会的警惕性”。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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